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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我进大漠勘探石油，沙暴来袭，竟与一个异族女共处破败驿站

第一章 零公里

年，我二十四岁。

那年的春天来得有点晚，二月底的乌鲁木齐还冷得能把鼻涕冻成冰溜子。我站在石油地调处的院子里，脚边是一只八成新的帆布行李箱，箱子里装着母亲连夜缝的厚棉袄、两双军用大头鞋，还有一包她偷偷塞进去的干大枣。

“李卫国，上车了！”

有人扯着嗓子喊。我应了一声，拎起箱子朝那辆白色五十铃双排座跑过去。车斗里已经挤满了人，都是和我一样刚分来的学生娃，脸被西北风吹得通红，眼睛里却冒着光。

车是往南开的。穿过乌鲁木齐灰蒙蒙的晨雾，穿过达坂城那些转个没完的大风车，窗外的景色从光秃秃的戈壁滩慢慢变成了真正的沙漠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“荒凉”这个词是有重量的——当你连续几个小时看着窗外一成不变的黄沙，那种压在心口的沉闷感，比任何东西都沉。

“别看了，还早着呢。”旁边一个黑脸汉子递过来一根烟，我摆摆手说不会。他咧嘴笑了，露出一口被劣质茶叶染黄的牙：“大学生，头一回来吧？告诉你，这才到哪儿。咱们要去的地方，在地图上都没名儿，管那儿叫‘零公里’。”

他叫老于，陕北人，在沙漠里跑了小十年。一路上他给我科普：什么沙丘分三种形态、什么胡杨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腐、什么在沙漠里迷路了千万不能乱跑得等着救援队。我听得很认真，把这些话一字一句刻在脑子里。

车颠簸了整整两天。先走柏油路，再走石子路，最后连石子都没了，只剩下两道深深的车辙印，像两根细细的线，把我们的车引向大漠深处。当夕阳快要沉下去的时候，远远的地平线上终于冒出了几个铁皮房子的尖顶。

“到了。”老于拍拍我的肩膀，“塔中十井，往后这就是你的家。”

我使劲睁大眼睛，想把这片即将安身立命的土地看清楚。暮色中的井架像一只巨大的怪兽蹲在那里，周围是一圈活动板房，房顶上积着厚厚的黄沙。没有树，没有草，没有任何带颜色的东西——除了天边那最后一抹将散未散的红。

说不失望是假的。报到那天在基地，领导说石油工人是“工业的血液”，是“新时代最可爱的人”，可眼前的场景让我觉得，我们更像是被流放到月球上的一群蚂蚁。但说不上来为什么，心里又隐隐有种奇怪的激动——这可是塔克拉玛干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，多少人来不了的地方，我李卫国来了。

当晚的接风宴是在食堂里办的，其实就是煮了一锅羊肉，开了两瓶伊犁大曲。队长姓胡，四十来岁，脸黑得像锅底，一开口嗓门大得能把房顶掀翻：“小子们，都给我听好了！咱们这井，去年十月出的油，一天五百吨！五百吨什么概念？够你们烧一辈子的洗澡水！往后咱们的目标，就是把这片沙漠底下的大油海给我掏出来！”

众人哄笑。我端着那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，跟着他们把白酒往嗓子眼里灌。酒是辣的，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胡队长看了我一眼，大手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：“好小子，能喝就成！能喝就能在沙漠里活下来！”

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死。半夜被冻醒过一次，发现褥子底下冰凉一片，伸手一摸，原来沙地从下面把寒气透上来了。窗外是呜呜的风声，像无数只野兽在远处嚎叫。我翻了个身，裹紧被子，心想：这就是我以后要待的地方了。

第二章 瀚海十二时辰

在井队待了两个月，我终于摸清了这里的脾性。

每天早上七点，天还没亮透，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声准时响起，震得人从床上跳起来。匆匆扒完早饭——通常是稀饭、馒头、一碟咸菜，馒头里永远掺着细沙，咬起来咯吱作响，老于管这叫“沙漠风味”——然后穿上那身洗得发白的红工装，走向井场。

我被分在采油岗，负责看管高架罐。塔中十井的油是稠油，含蜡量高，需要加热才能流出来。高架罐一排五个，每个能装四十多方，满了就得倒罐，把油输到另一个空罐里去。这活儿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提心吊胆——稍不注意油就会冒出来，黑乎乎的稠油顺着罐壁往下淌，流到地上就是一场灾难。

“小黄，你那罐快到警戒线了！”

师傅老周站在底下喊。老周是东北人，说话大嗓门，干起活来风风火火。我应了一声，拎着扳手往罐顶爬。钢梯被太阳晒得烫手，爬到一半回头一看，脚下的沙漠像一片金色的海，起伏的沙丘泛着细碎的光。这种时候，我总会愣一下神，想起老家村后的土坡，想起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。

“发什么呆！”老周又喊。

我赶紧往上爬。到了罐顶，拧开取样口，一股刺鼻的油气扑面而来。拿取样桶接了半桶，桶里的原油在阳光下泛着暗绿色的光泽，浓稠得像化不开的墨汁。老周说，这油好，杂质少，拉到炼油厂能出好料子。我听不太懂，只是觉得奇怪——这么荒凉的地方，地底下怎么会藏着这么多宝贝？

井场的生活，规律得像钟摆。上班、吃饭、睡觉，三点一线。唯一的调剂是每周送来的报纸和信件，那是一个星期中最期待的时刻。我女朋友叫秀芬，在老家县城教书，每半个月给我写一封信。信里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：今天班上哪个学生调皮了、她妈催她相亲了、村东头老王家盖新房了……我捧着信纸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读到那些字都快从纸上跳出来。

老于笑话我：“谈对象呢？写信有啥用，得回去搂着才踏实。”

我说：“回不去啊，得挣钱。”

老于叹了口气，从兜里摸出皱巴巴的烟盒，给我递了一根。这回我接了。

四月的沙漠，天气开始热起来了。白天罐顶的温度能飙到四十多度，钢扶手烫得不敢直接用手碰。我们穿着厚厚的工作服，汗水把衣服浸透又晒干，后背上一圈一圈的白印子，是汗碱。井场周围偶尔能看见几丛骆驼刺，灰绿色的，蔫头耷脑地趴在沙地上。老周说，这东西耐旱，根能扎到地下二十米深。我蹲下看了半天，心想：这不就跟我一样么。

有一回，我忍不住问老周：“周师傅，你在这沙漠里待了这么多年，就没想过出去？”

老周正蹲在阴凉处抽烟，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沙丘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：“想过，咋没想过。头几年天天想，做梦都想回东北老家，想吃猪肉炖粉条，想得流口水。后来吧，就不想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习惯了呗。”他把烟头摁灭在沙子里，“再说，咱们干的这事儿，总得有人干。石油从哪儿来？从这沙漠底下抠出来的。我不抠，别人也得抠。抠出来了，汽车才能跑，工厂才能转，国家才能发展。这么一想，就觉得……也还行。”

我没接话。远处的井架在阳光下泛着银光，抽油机一下一下地点头，像个不知疲倦的巨人。那“哐当、哐当”的声音，日夜不停，听久了，竟也有点像心跳。

第三章 沙暴

出事那天是四月十七号。

我记得这个日子，是因为头天晚上我刚收到秀芬的信。信里夹了一张照片，是她刚拍的，穿着碎花裙子站在学校门口，笑得很好看。我把照片压在枕头底下，晚上睡觉前还拿出来看了好几遍。

早上起来天气就有点不对劲。天不是那种透亮的蓝，而是灰蒙蒙的，像蒙了一层纱。风也比平时大，刮得活动板房的铁皮哗哗响。老于往天上瞅了一眼，脸色变了：“要起沙暴了。”

我问：“严重不？”

他没答话，只是说：“赶紧的，去把设备加固一下。”

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忙着给井场上的东西加固。盖好配电箱，收紧缆风绳，把零散的工具全部收进库房。天越来越黄，不是那种明亮的黄，是土黄、暗黄、浑浊的黄，像一锅煮开的泥汤。到了中午，能见度已经不足一百米，井架的轮廓变得模糊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

“停止作业，所有人撤回基地！”胡队长的声音在广播里响起。

我们收拾东西往回走。风越来越大，沙子打在脸上生疼，得用手挡着眼睛才能往前走。好不容易进了板房，刚坐下喘口气，就听见外面传来“呜——”的一声长鸣，那声音又尖又厉，像什么东西撕裂了一样。

“来了！”老于腾地站起来。

话音未落，整个板房剧烈地摇晃起来。窗外的天色瞬间变成漆黑一片，不是夜晚那种黑，是像被人用布蒙住了眼睛那种黑——什么都看不见。狂风裹挟着沙子，从门缝、窗缝、每一个能钻进来的缝隙往里灌。空气里满是呛人的土腥味，呼吸都困难。

“卧倒！都卧倒！”

我们趴在地上，用手捂着口鼻。板房的屋顶在哗哗响，感觉随时会被掀翻。外面传来乱七八糟的撞击声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被风吹跑了。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什么想法都没有，只是本能地蜷缩着身体，祈祷这鬼东西赶紧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风渐渐小了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光线透进来了，窗外不再是全黑，恢复成那种土黄色。有人先站起来，打开门——门一开，堆在外面的沙子哗啦啦涌进来半尺厚。

我们一个个钻出去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

井场还在，板房还在，但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。沙丘移位了，昨天还是一条路的地方，今天堆起了一座几米高的沙包。抽油机倒是还在工作，一下一下点着头，身上糊满了黄沙，像个从土里钻出来的怪物。

胡队长清点人数，点了两遍，脸色铁青：“少了俩人！李卫国呢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从人群里站起来：“我在。”

“不是你！”他瞪我一眼，“老周呢？还有小刘！”
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刚才只顾着自己逃命，压根没注意别人。大家分头去找，在井场周围喊了半天，没回声。最后有人发现，那辆停在基地外面的白色五十铃不见了。

“他俩在车上！风起来那会儿，小刘说要去加固车上的设备，老周跟着去的……”

胡队长二话不说，抓起对讲机：“所有人上车，顺着车辙印去找！”

我们开了两辆车，一头扎进漫天的黄沙里。能见度依然很差，车灯开着也只能照出十几米远。地上的车辙印断断续续，一会儿就被新落的沙子盖住。我们像瞎子一样摸索着前进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

开了大概有半个小时，车辙印彻底消失了。

“这下糟了。”老于的声音发颤，“这么大的风，他们要是没找到避风的地方……”

我不敢往下想。

胡队长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扩大范围，继续找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”

那天我们在沙漠里转悠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天快黑了，才不得不返回。不是不想找，是油快不够了。往回开的路上，车里谁也没说话，只听见发动机的轰鸣和外面呜呜的风声。

回到基地，我坐在床沿上发呆。老周的铺位就在我对面，被褥还保持着他早上走时的样子——叠得整整齐齐，枕边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武侠小说。小刘的床头贴着一张美女海报，是那种很俗气的泳装照，他没事就盯着看，大家老拿这个笑话他。

可现在，这两个人不见了。

那一夜我没睡着。不是因为风声太大，是因为脑子里老在想：要是我当时多留个心眼，喊他们一声，会不会不一样？

第四章 一个人的决定

第二天一早，胡队长安排了正式的搜救。

两辆车，六个人，带上足够三天的水和干粮，沿着昨天没搜完的方向继续找。我主动报了名。胡队长看了我一眼，没多说，只是点了点头：“小心点，带上信号枪。”

车子在沙漠里颠簸，每过一个沙丘，我的心就往下沉一分。这一带的地形已经完全变了，昨天还有的沙包今天没了，昨天是平地的今天多了个坑。沙漠就是这样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不管你是活人还是死物，一口气就能给你埋得干干净净。

搜到中午，我们在一处背风的沙窝子里发现了那辆车的痕迹——半截埋在沙里的轮胎印，还有几道凌乱的脚印，往东北方向延伸。

“下车！追！”

我们顺着脚印追过去。可追了没多远，脚印就被风吹没了。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沙丘，高低起伏，一模一样，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。

胡队长拿着GPS定位仪，拧着眉头摆弄了半天，最后抬起头，脸上的表情很难看：“信号不稳定，没法准确定位。”

大家都不吭声了。

在沙漠里，没有方向就等于没有命。

我们在附近转了好几圈，试图找回脚印的踪迹，但风沙早就把一切痕迹抹平了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胡队长不得不下令返程。

“咱们明天再出来。”他说，声音里透着一股无力感，“还有机会。”

可我心里清楚，谁都知道，失踪超过二十四小时，生还的希望就很渺茫了。这是沙漠，白天能把人烤成人干，晚上能把人冻成冰棍。
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
趁大家睡熟之后，我悄悄爬起来，收拾了一点东西：两瓶水，半包压缩饼干，一把手电筒，一盒火柴，还有那把信号枪。我在老周的铺位前站了一会儿，把他的被子叠好，又把他那本武侠小说放在枕头正中。

然后我推开门，走进了夜色里。

我要自己去找。说不清为什么，也许是因为愧疚，也许是因为不甘心——他们是我朝夕相处的工友，是一个锅里吃饭、一个屋里睡觉的兄弟。我不能就这么回去，不能坐在那里等着风沙给他们收尸。

沙漠的夜晚冷得出奇，白天还有二十几度，这会儿至少零下。我裹紧棉袄，把手电筒的光调到最弱，凭着白天记下的方向，一步一步往东北走。

走一阵，歇一阵，喝一小口水。四周一片死寂，只有脚踩在沙子上发出的沙沙声。偶尔能看见几丛梭梭，干枯的枝子在夜色里张牙舞爪，像一群饿鬼。说不怕是假的，但恐惧这种情绪，在沙漠里是最没用的东西——它帮不了你任何忙，只会让你更快地消耗体力。

我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也许两个小时，也许四个小时。手电筒的光越来越弱，我不得不把它关掉，借着星光继续走。天上的星星多得吓人，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像一床缀满亮片的黑丝绒被子。可惜我不会看星星认方向，只能凭着感觉瞎走。

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远处忽然出现了一点光。

那光很微弱，一闪一闪的，像是有人在打信号。我以为是幻觉，揉了揉眼睛再看——还在，还是那个方向。

那一瞬间，我浑身的血都涌上来了。

第五章 破败的驿站

那点光看着近，走起来却远。我在沙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，不知道摔了多少跤，才终于看清那光的来处。

那是一座房子。

不对，应该说是一座房子的废墟。

借着微弱的星光，我勉强辨认出它的轮廓：土坯垒成的墙，塌了一半的屋顶，门前立着一根歪歪扭扭的木杆，杆顶上挂着一盏风灯——那点光，就是这盏灯发出来的。灯罩上糊满了沙子，光线透出来只剩一小缕，但在这一片漆黑的沙漠里，已经比什么都亮。

我站在十几米开外，不敢再往前走。这地方太诡异了——谁会在这大漠深处点一盏灯？谁又住在这种破破烂烂的房子里？

正犹豫着，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

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。看身形是个女人，裹着一件灰扑扑的长袍，头上包着头巾，看不清脸。她朝我的方向看了看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语问：“人？还是别的什么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赶紧开口：“是人！我是石油上的，迷路了！”

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那女人往旁边让了一步，说：“进来。”

我几乎是小跑着过去的。走近了才看清楚，这确实是个女人，年纪大概二十来岁，皮肤是那种长期被风沙吹出来的粗糙，但眉眼长得很深，鼻梁高挺，不像汉族人。她站在门口看着我，眼神里没什么表情，像看一块石头。

“谢谢……谢谢……”我连声道谢，跟着她进了屋。

屋里的景象让我愣住。

从外面看是座破房子，里面收拾得却挺齐整。地上铺着毡子，墙角堆着几只羊皮口袋，一个用土坯垒成的炉子里燃着柴火，火上架着一只黑漆漆的茶壶。墙上挂着一张弓、几把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刀具，还有一串晒干的什么果子。屋子的最里侧，靠墙立着一只小小的木箱，箱子上铺着一块颜色鲜艳的花布，摆着一面小圆镜和一把木梳——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有“女人味”的东西。

那女人指了指毡子，示意我坐下。然后她倒了一碗热茶递过来。

我双手接过来，茶碗烫手，可那股热气一熏，我差点掉下眼泪来。

“你一个人住在这儿？”我喝了一口茶，忍不住问。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这儿是什么地方？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驿站。”

“驿站？”我有些吃惊。这个年代了，还有驿站？

她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，解释说：“老的，过去有。骆驼队，走丝绸之路，这里停。现在没有了。我一个人，有时候会有人来，像你一样迷路的，躲沙暴的。”

她的汉语说得很慢，有些词要想半天才找得到，但大致意思能听懂。我看着她，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热依罕。”她说。

“我叫李卫国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算是记住了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又问：“你一个人住这儿，不害怕吗？”

热依罕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我读不懂，像是在看一个很奇怪的人。她说：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……”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“怕坏人，怕狼，怕沙漠……”

她轻轻摇了摇头，嘴角似乎动了动，像是在笑，又不像：“这里是沙漠。坏人不会来，狼也不会来。沙漠自己就是最大的。怕它，就不来。来了，就不能怕。”

这话说得绕，但我听懂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热依罕围着火炉坐了很久。她告诉我，她是跟着父亲在这沙漠里生活的。父亲以前是向导，给进沙漠的勘探队和考古队带路，走遍了塔克拉玛干的每一个角落。后来年纪大了，走不动了，就在这个废弃的驿站里住了下来。热依罕从小跟着父亲在沙漠里长大，学会了认路、找水、看天气，学会了跟这片荒凉的土地相处。

“你母亲呢？”我问。

“死了。我小的时候，生病，没有药。”

她又沉默了。炉火映在她脸上，一跳一跳的，看不清是什么表情。

后来我困得不行，靠在毡子上就睡着了。那是我这几天睡得最沉的一觉，没有梦，没有风声，只有隐隐约约的柴火燃烧的噼啪声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太阳已经老高了。我爬起来，发现热依罕不在屋里。走出门一看，她正蹲在不远处的一个沙窝子里，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在挖什么。

我走过去，看见她挖出来的东西——是一截干枯的根，灰不溜秋的，看着像木头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大芸。”她头也不抬，“可以卖钱。”

我看着她把那一截根须小心地放进身后的背篓里，背篓里已经有好几根了。阳光下，她脸上的皮肤被晒得发红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

“你就靠这个生活？”我问。

她点了点头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沙子，往远处看了一眼。我也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是一望无际的黄沙，一直延伸到天边，和天蓝蓝地连在一起。

“这沙漠里，其实有很多东西。”她说，“草，根，石头，还有路。你们看不到，我从小看，看得到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心里忽然涌出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不是同情，也不是佩服，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——像是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荒凉里，忽然看到了一点什么，让人心里一下子踏实了。

第六章 风沙中的对话

沙暴停了，但我暂时还走不了。

热依罕往东边指了指，说那个方向昨天有沙移，地形全变了，让我再等一天，等沙地稳一稳再走。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，就像在说“今天太阳大”一样，但我听了，心里却莫名地觉得踏实。

于是我就留了下来。

白天跟着她去挖大芸，其实就是站在旁边看，偶尔帮她搭把手。她的动作很利索，哪个沙窝子里有东西，该往哪个方向挖，心里门儿清。我问她是怎么知道的，她说：“看。沙子上有印子，草根露出来一点点，就像……就像你们城里人看红绿灯。”

这个比喻让我笑了好一会儿。

中午我们回到驿站，她煮了一锅糊糊，里面放了不知道是什么的干菜，就着馕吃。馕是硬的，得在茶水里泡软了才能咬动。我边吃边问：“你一个人在这儿，不闷吗？”

“闷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就是……没人和你说话，没事做，心里难受。”

她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有时候会。晚上的时候，风很大，睡不着。就坐着看灯，想事情。想以前的事，想我爸爸说的话，想……想没有见过的那些地方。”

“你想出去看看吗？”

她抬起头看我，那双眼睛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亮，像两汪浅浅的泉水：“去哪里？”

“哪里都行啊，库尔勒，乌鲁木齐，北京……”我说着说着，自己都觉得没劲了。这些地名对她说来，可能就像月亮上的宫殿一样遥远。

果然，她摇了摇头：“太远了。沙漠太大了，走不出去。”

“怎么会走不出去？”我急了，“有路的！我们开车，几天就到了！”

她没跟我争辩，只是低下头，继续吃她的馕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轻声说：“我爸爸说，每个人的沙漠都不一样大。我的沙漠，就是这么大。出去，就不认识了。不认识的地方，比沙漠还可怕。”

这话让我愣住了。

下午的时候，天气变了。虽然没有沙暴，但风很大，吹得沙丘顶上的沙子像烟雾一样飘。热依罕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对我说：“那边，走三天，有一个地方，有很多石头，红的，白的，黄的。以前有人从那里挖过东西，说是宝贝。”

“你去过吗？”

“去过一次。跟爸爸去的。后来爸爸说太远了，不去了。”

我问：“你想再去吗？”

她没回答，只是望着那个方向。风吹起她的头巾，露出一缕黑色的头发，贴在脸颊上。那一刻我忽然发现，她其实很好看。不是那种画报上明星的好看，是另外一种——像是沙漠里开出来的一朵小花，不起眼，但让人挪不开眼睛。

傍晚，风停了。

我们坐在驿站门口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进沙丘里。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色，沙丘的轮廓被镀上金边，美得让人说不出话来。在井队的时候也看过日落，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看得这么安静，这么仔细。

“真好看。”我忍不住说。

热依罕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忽然开口：“你们那边，也有这么多人吗？”

“我们那边？”我没反应过来。

“就是你来的地方。你们有井，有机器，有很多人住在一起。我有时候远远地看见过，烟冒出来，很高。我想，那里一定很吵。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是挺吵的。机器整天响，人走来走去，干什么都急急忙忙的。”

“那你们为什么要在那里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我组织着语言，“因为地下有石油。石油是国家需要的，能换钱，能让汽车跑，能让工厂转。”

她听了，轻轻点了点头，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又问：“那你们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石油采完了就走。也许几十年，也许更久。”

她没再说话。太阳落下去了，天色迅速暗下来，沙漠重新回到那种死寂的安静里。热依罕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沙子，说：“进屋吧，晚上冷。”

我跟在她后面，忽然想起什么，问：“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吗？”

她回过头，那眼神又让我读不懂了。她说：“你是从那边来的。那边的，不是坏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们在沙漠里打井，不是为了抢东西，是为了给外面的人用。我爸爸说的。”她顿了顿，“而且，你迷路了，害怕了，像一只走丢的羊。羊不是坏人。”

我站在那里，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第七章 驿站夜话

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很多。

热依罕把那只木箱上的花布掀开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照片。她一张一张指给我看：这个是父亲年轻的时候，骑着骆驼；这个是十几年前来过的勘探队，父亲给他们当向导，在那个叫“罗布庄”的地方拍的；这个是她在沙漠里捡到的一枚铜钱，父亲说那是几百年前的东西。

“你父亲现在呢？”我问。

“去年冬天走的。”她把照片收起来，声音很平静，“埋在那边，一个他喜欢的地方。有胡杨，秋天的时候叶子是黄的。他说，那里能看见很远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父亲也走了。三年前，生病。”

她抬起头看着我，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亮。她没有说“节哀”或者“别难过”之类的话，只是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往火里加了几根柴。

“一个人在这里，真的不怕吗？”我又问了一遍这个问题。

她这回没再说“怕什么”，而是认真想了想，说：“有时候会。特别是有风的晚上，风在屋顶上转着叫，像很多人在外面走。那时候我就点灯，一直点到天亮。灯亮着，就有人，有人的地方就不怕。”

我看了看门口挂着的那盏风灯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
“那盏灯，你每天晚上都点？”
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不是为了我自己。是给迷路的人看的。我爸爸说的，沙漠里的人，最重要的不是水，不是吃的，是方向。有一盏灯，方向就有了。”

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一个独居沙漠的女孩，每天晚上挂一盏灯，只是为了给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迷路人照个亮。而昨天晚上，我就是被这盏灯从黑暗里捞出来的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说，声音有点干。

她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

后来我问她，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，去外面找个活干，嫁人，过普通人的日子。她说有人跟她说过。前两年有个收羊皮的贩子路过这里，说可以带她出去，给她找个活计。她没答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认识外面。”她说，“外面的人太多了，房子太多了，路太多了，我走不出去。就像你们刚来沙漠的人，东南西北分不清，走两步就转圈。外面对我来说，就是这样的沙漠。”

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而且，我走了，这盏灯就灭了。下次再有人迷路，就没人给他们亮了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这个破破烂烂的驿站，这个独居沙漠的女孩，比我们那些轰轰烈烈的口号和理想，更接近某种我从未理解过的东西。我说不清那是什么，但它让我心里又酸又软，像有什么东西化开了。

第八章 沙海指路人

第二天，热依罕说要带我去找路。

“你不是说沙移了，要等吗？”我问。

她指了指天上的云，又蹲下来抓了一把沙子，看着它们从指缝里流下去，然后说：“今天风小，可以去。我带你看一条路，以后你就不怕了。”

我们一早就出发了。她背着一个羊皮口袋，里面装着水和几块馕，走得不快，但每一步都很稳。我跟在后面，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她的节奏——她踩过的沙子看起来是实的，我踩上去却往下陷；她绕着沙丘走，路线曲曲折折，但走起来一点儿不费力；我直着爬坡，走几步就喘不上气。

“你跟着我走。”她回头说，看着我狼狈的样子，嘴角微微翘了翘。

我赶紧跟上她的步子。走了一段，我忍不住问：“你怎么知道哪儿能走，哪儿不能走？”

“看。”她说，“沙子有脾气。有的地方是实的，有的是虚的。颜色深的，是潮的，可以走；颜色浅的，是干的，会陷下去。还有风向，风从哪边来，沙子就朝哪边跑，你顺着跑的方向走，就省力气。”

我听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些经验，书上从来没有，老于也没教过我。

走了大概两个钟头，她忽然停下，指着前面一个特别高大的沙丘说：“翻过去，就能看见你们的路。”

我抬头看了看那座沙丘，少说也有几十米高，沙坡陡得像一面墙。我咬了咬牙，跟在她后面往上爬。

爬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实在爬不动了，两条腿像灌了铅，每抬一步都哆嗦。热依罕回头看了看我，走回来，从口袋里掏出水袋递给我。我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她却蹲下来，把鞋脱了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

她没回答，赤着脚往前走了几步，忽然对我说：“你来看。”

我爬过去，顺着她指的方向往下一看——在那座陡坡的背面，有一道几乎看不出痕迹的浅槽，从坡顶一直延伸到坡底。如果不是她指出来，我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路。”她说，“不是人走的路，是风走的路。沙子被风吹着滚，慢慢就滚出这样一道槽。你沿着这个走，省力气，也不会陷进去。”

我照着她说的，把脚踩进那道浅槽里，果然，沙子是实的，走起来稳当多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一步一步爬上了沙丘的顶端。

站在丘顶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
远处，地平线上，有一根细细的线。那线慢慢变粗，变成一道长长的印痕，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。那是车辙印，是我们井队的车压出来的路。

我活过来了。

我转过头，想对热依罕说谢谢，却发现她正看着另一个方向。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那边的沙丘之间，有一小片灰绿色的东西，稀稀拉拉的，但在这片黄沙里格外显眼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胡杨。”她说，“我爸爸在的地方。”

我们没再往前走。她就那么站着，望着那片胡杨林的方向，风把她的头巾吹得飘起来。我站在旁边，忽然觉得不该说话，不该打扰这一刻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转过身来，说：“可以走了。顺着这道沙梁下去，那边就是你们的路。”

第九章 告别

我们在沙丘顶上坐了一会儿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把沙漠照成一片耀眼的金色。热依罕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块馕，掰成两半，递给我一半。我们就着水，默默地吃完。

“你以后还来吗？”她忽然问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应该会吧。井队就在那边，有时候出车会路过这附近。”

她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

吃完东西，她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，说：“下去吧。我送你一段。”

我们顺着她指的那道沙梁往下走，果然省力很多。下了沙丘，又走了一个多小时，车辙印越来越清晰。走到离车辙印还有几十米的地方，她停下了。

“就到这里。”她说，“你顺着印子走，就能回去。”

我也停下，转过身看着她。阳光下，她的脸被晒得发红，嘴唇有些干裂，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。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去？”

“一会儿。”

“一个人走回去？那么远，你认得路？”

她没说话，只是轻轻笑了笑，然后抬手指了指远处的沙丘。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——那座沙丘，是我们来的时候翻过的那座，顶上有一块大石头，形状有点奇怪。再往远处看，还有另外一座，也有记号。

“每一座都有名字。”她说，“那座，叫红石头；那座，叫歪脖子；再远的那座，叫双峰。我从小看它们，不会丢。”

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千言万语堵在嗓子眼，最后只挤出一句：“谢谢你，热依罕。”

她看着我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“你……自己保重。”我又说。

她还是点头。

我转过身，朝车辙印走去。走了几步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回过头。她还站在原地，风把她的袍子吹得鼓起来，像一只立在沙地上的鸟。

“那盏灯！”我冲她喊，“晚上还点吗？”
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抬起手，朝我挥了挥。嘴唇动了动，说了句什么，风太大，听不清。

我又走了一段，再回头。她的身影已经变小了，融进那片无边的黄沙里。我使劲眯起眼睛，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黑点，在沙丘之间移动，像一只蚂蚁，又像一粒沙子。

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不是悲伤，也不是不舍，是一种很轻很淡的怅惘，像风吹过沙丘时留下的那道浅浅的印痕。

然后我转过身，沿着那道车辙印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第十章 归队

我走了整整四个小时。

走到腿快断掉的时候，终于看见了远处那个熟悉的轮廓——井架，活动板房，还有那辆白色五十铃。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。

站岗的小伙子看见我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：“李卫国？！你他妈还活着？！”

然后整个营地都炸了。

胡队长第一个冲出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上下打量了半天，然后一拳捶在我胸口：“你小子！谁让你私自行动的？！知不知道我们找了你好几天？！”

老于也挤过来，脸上又惊又喜，嘴上却不饶人：“行啊小李，学会当孤胆英雄了？回去等着写检查吧！”
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嗓子眼像被沙子堵住了，一个字都发不出来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走了整整三天。那场沙暴之后，我失踪了三天，队里派人找了三天，就差报告总部了。老周和小刘也找到了——他们躲在背风处，靠着车上的水和干粮撑了两天，第三天被搜救队发现，除了有点脱水，没大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“你跑哪儿去了？”胡队长问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一个驿站。有个女孩救了我，叫热依罕。”

“驿站？”胡队长拧起眉头，“这附近哪儿来的驿站？”

我试着描述那个地方的样子，土坯房，歪斜的木杆，门口挂着风灯。胡队长和老于对视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。

“你确定？”老于问，“那一片我们搜过，没什么驿站啊。”

“有。”我坚持，“就在东北方向，走大概……四五个小时的路程。”

他们没再追问，只是表情依然有些狐疑。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，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老周的铺位还是空的，他在医疗室观察，明天就能回来。小刘的海报还在床头，那个泳装美女依然笑得灿烂。

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可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
闭上眼睛，我就看见那盏灯，那间破败的土房子，那个站在风里朝我挥手的女孩。她的脸在沙丘的背景下变得模糊，只剩下那双眼睛，亮亮的，像沙漠里的两汪泉水。

尾声 北斗星

后来，我又去找过那个驿站。

那天是五月的一个晴天，队里派车去拉物资，我自告奋勇跟着去，顺便带上了指南针和地图。司机是老于，听我说要去找那个地方，也没多问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往哪边走？”

我指着东北方向，说：“一直往那边，翻过几座沙丘就到了。”

老于把方向盘一打，朝我指的方向开去。

可是我们开了很久，翻了一座又一座沙丘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没有驿站，没有土房子，没有歪斜的木杆，什么都没有。只有无边无际的黄沙，起起伏伏，一直延伸到天边。

“是不是记错了方向？”老于问。

我没吭声，下了车，爬到附近最高的一座沙丘顶上，使劲往四周看。风很大，吹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我用手挡着，一圈一圈地扫过去——除了沙，还是沙，什么都没有。

热依罕呢？那盏灯呢？

我站在那里，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像被挖走了一块。

老于在下面喊：“走吧！再不走天黑前赶不回去了！”

我又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走下来。

上车之后，老于看我脸色不对，没多问，只是递了根烟过来。我接过烟，点上，狠狠吸了一口，呛得直咳嗽。

“那地方……”老于开口。

“可能是我记错了。”我说。

老于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

车子往回开。我靠着窗户，望着外面的沙漠发呆。夕阳把沙丘染成金红色，一层一层的，像凝固的波浪。风吹过沙脊，带起一缕细细的沙烟，飘散了，又落下来。

我忽然想起热依罕说过的一句话。她说：“晚上的时候，朝最亮的那颗星走，就能走出去。”

那是她教我的，怎么在沙漠里认方向。

我抬头看天。太阳还没落尽，星星还没出来。但我心里知道，那颗最亮的星，就在正北的方向，一直都在。

那天晚上，回到营地以后，我给秀芬写了一封信。信里说了很多事，说了沙暴，说了迷路，说了那个救了我的女孩。写到最后，我忽然不知道该写什么了。

笔尖悬在纸上，很久很久。

最后我写下这样一句话：

“秀芬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这世上有些地方，有些人，你遇见了，就一辈子忘不掉。不是爱，不是牵挂，就是忘不掉。像沙漠里的星星，你看着它，心里就亮堂了。”

我把信折好，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。

第二天，信随着送物资的车走了，往北，往东，往我来的那个方向，往秀芬在的那个小县城。

而我留了下来，继续看着那些高架罐，听着抽油机日夜不停的“哐当”声，吃着掺了沙子的馒头。日子和以前一样，又好像不太一样。
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我会走出板房，站在沙地上，往东北方向看。那边的天很黑，没有灯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我知道，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也许还挂着那盏风灯。灯亮着，就有人。有人，迷路的人就有方向。

后来，我们那口井的产量慢慢降下来了，不再一天喷五百吨。再后来，队里来了新的钻机，打了新的井。沙井变成了功勋井，听说要立碑纪念。胡队长调走了，老于退休了，老周回了东北，小刘去了别的队。走的人越来越多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
可我还在。

有同事问我：“卫国，你咋不走？在这儿待了十几年，不腻？”

我没回答，只是笑笑。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也许是因为习惯了。也许是因为习惯了这种日子，习惯了抽油机的声音，习惯了每天早上推开门的那个瞬间——满眼的黄沙，无边的荒凉，和远处那条永远走不到头的地平线。

也许是因为，在某个风沙呼啸的夜晚，我还想再看一看那盏灯。

（全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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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本故事纯属虚构，但背景真实。

年间，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塔河油田正处于大规模开发初期。沙井作为第一口奥陶系高产油井，确实创下了日产吨的纪录，拉开了十亿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的序幕。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，成千上万的石油工人告别家乡，走进这片“死亡之海”，用青春和汗水浇灌出工业的血脉。

故事中主人公的迷路经历，灵感来源于比塞尔村的故事——在没有参照物的沙漠中，如果没有方向和指引，人只能走出大大小小的圆圈。而热依罕这个人物，则是无数世代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各族群众的缩影。他们不参与轰轰烈烈的开发建设，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，为迷途者点亮灯火，为赶路人指引方向。

谨以此文，向那些在大漠深处默默坚守的人们致敬。

创作声明：本文为虚构创作，请勿与现实关联。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，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，仅用于叙事呈现，请知悉。